八、“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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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历史的“断章取义”实在是延续全篇,无休无止。“财产收公”的制度和“男馆女馆”的制度只在天京定都后施行了一年多,就伴随着“照旧完粮纳税”制度的颁行和“男婚女嫁”禁令的解除而解体了,作者居然完全忽略太平天国在长达十年时间中施行的政策,把仅仅施行了一年多而很快就被取消的政策作为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其采选史料的任意和不负责任实在令人怀疑本文是否具有历史研究起码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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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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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场有反封建性质的斗争中,当封建制度没有被打倒时,采用强制性措施打破封建传统习俗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必须的。一切带有“改革”性质的政策都会招来怨言,甚至巨大阻力,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改革”本身的是非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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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任何一种新的信仰要推行之时。与建国后马列主义者为了扫除封建迷信,破除旧传统的种种作为相比,太平天国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至于禁止过阴历年,这是因为传统的阴历年是与满清王朝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禁止百姓继续使用前朝年号。何况太平天国历法的制定参考了西历,大月31天,小月30天,每年366天,方便百姓推算,是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后经干王修正了其中不科学的部份),更重要的是,天历废除以往阴历中的凶日吉日等迷信,在思想方面显然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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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杀戮之事所在多有,因此杀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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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走狗的话,作者居然还在引用看来作者对于这位罗孝全先生因为制造了一系列被证实是怀有政治目的的诬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谣言而在本国基督教徒中声名狼藉的事是一无所知了。这位可怜的罗丞相最著名的事迹便士因为无法举出证明太平天国“杀戮之事所在多有”的事实,最后只得声称太平军处死了他的一位无辜男仆,还言之凿凿的说自己就是因此才逃离太平天国的。然而---那位“被杀死”的男仆居然活着被人看见了,此事立刻在英国及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些英文报纸被予以曝露,从而使罗先生从此终于不需要再以洪天王旧友的身份而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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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罗先生另一件自打自招自己存心诬蔑太平天国的证据就是,他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列举几位英国传教士在苏州的经历为证,然而那几位传教士早已公开发表的通讯却无情地驳斥了他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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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平天国真有足够的缺点令罗先生支持他的观点,他为何不举事实,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造谣诬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声称那是事实呢?对于这样一个早被证明是恶名昭著的骗子的人,作者居然还认为他的“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并引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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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针对这位罗先生的话,早已经被他当代的英国政治家中那些对太平天国接触或了解比较多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本人在《太平天国的真相》中摘录了大量此类文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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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下议院议员塞克斯在《中国太平叛乱的起源进展和现状》一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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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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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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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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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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